日昨大陸與肯亞雙方聯手,將我國在肯亞的電信詐騙犯遣送大陸,事前雖經我駐南非的外交人員多番交涉,但都功敗垂成。其實,雖然肯亞法院將我5名罪犯以無罪開釋,但因肯亞在電信詐欺方面的法律付之闕如,再因根本沒有肯亞的國民受害,而受害者都在大陸,這也是陸方為何堅持詐騙犯遣送大陸的原因。

雖然我政府對此加以抗議,但《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協議》只適用於兩岸,意即台灣人在大陸犯罪與大陸人在台犯罪根本不適用第三地,以符合濾水器一中原則。以往把第三地納入,乃屬雙方互信所產生的和平紅利。如今兩岸毫無互信可言,因而政府心餘力絀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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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又傳出大陸與梵蒂岡的關係改善,影響到台梵關係。其實,近幾年來,北京與教廷一直有相當的互動交流,其中最重要的障礙就是有關中國地區主教的任命權問題。教廷認為這是其專屬權利不願讓渡,但北京認為這是干涉內政,雙方爭執不下。但是早在十幾年前,雙方就有達成協議的方案,也就是北京提出數名主教名單給教宗來圈選,雙方各退一步,可行性甚高。

目前此一議題再度浮上檯面,意味著雙方都有相當的需求,這對於台灣的影響極大。因為教廷是台灣唯一在歐洲的邦交國,雖然雙方關係仍處於代辦級,且只牽涉神職人員的關係,但甚具象徵性意義,這將會影響到我國在中南美地區的邦交國,因為這些國家都是信奉天主教。同時,只要北京示意,這些國家也將會異幟,因為這些國家大多已表達與大陸建交的意願,只是自2008年兩岸關係改善以來,北京暫時婉拒了這些國家的提議。如今情況改變,當是我方的重大挑戰。

再者,今年9月下旬,3年一度的國際民航組織(ICAO)大會即將召開,由於兩岸關係漸凍,雙方毫無互信可言,因而我方此次要參加的可能性甚低。回顧3年前,我方是以特邀嘉賓的身分參加,這當然是受惠於九二共識的互信基礎所致。北京之所以無法直接讓台灣參與或加入,而始終以一種個案邀請函的方式處理,如世衛大會(WHA)觀察員的身分等,就是因為無法保證國民黨長期執政,萬一政黨輪替,當要防止民進黨藉此宣揚台獨,否則北京將如何自圓立場?從另一角度觀之,北京對台的政策始終一貫,只是台方有所改變,如何突破困境與僵局,球在我方。

上述三事件顯示我方在外交上的困境才要開始。相較於馬政府時代,蔡政府的籌碼確實已大不如前,主要就是意識型態所導致的戰略差異所過濾器 水世界致。

易言之,這就是兩岸關係與外交關係孰先孰後的問題。若是兩岸和諧,台灣的外交空間自然可以改善,比如馬政府時代的廣大興案與《台日漁業協議》,都可以順利解決。

如今蔡政府選擇「親美、拉日、遠中」政策,首先就在太平島問題上吃了排頭,同時台日漁業談判也中斷,台灣確實未蒙其利先受其害,再加上外交雪崩困境已經露出跡象。真不知蔡政府要把台灣帶向何處?

(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研究員)

(中國時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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